江苏股票配资泽连斯基密友与“女巫”通话曝光：将“敌人往死里整”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安东·尼尔曼江苏股票配资，翻译/ 薛凯桓】

2026年5月12日，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的检察官瓦莲京娜·格列别纽克宣读了一组通信记录。如果忽略其内容的话，这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司法程序。但这份通信记录不一样：这是已经目前已经被拘捕的乌克兰前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与一名被他备注为“维罗妮卡风水办公室”的女性用户的通信记录，他把部长职位候选人的出生日期发给她，好让她做一份“占星鉴定”。

没错，叶尔马克在其任期间就是根据“维罗妮卡风水办公室”的“占星鉴定”来做人事调动决策的，事情就是这么的魔幻。当然，这只是基辅当局爆出的又一起丑闻——基辅当局稳定地每周至少向世界供应一次丑闻，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但，还是那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迫使整个乌克兰民族，从普罗大众到政治精英，一次次地根据行星的相对位置（占星），或者动物内脏的纹理（乌克兰本土一种迷信的占星方式，译者注）来做决策呢？迷信是一种病，而乌克兰远非第一个受这种病症侵害的社会，恐怕也绝不是最后一个。

会算命的女巫

“维罗妮卡风水办公室”不是一个工作室，而是一个人。这位被叶尔马克备注为“风水办公室”的人，真名为维罗妮卡·阿尼基耶维奇，又名维罗妮卡·丹尼连科，是一名51岁的女性基辅居民，出生于哈萨克斯坦，拥有赫尔松国立技术大学“财务分析、控制与管理”专业学位。

资料图：维罗妮卡·阿尼基耶维奇

维罗妮卡自称“占星顾问”，经营着一个名为“Lunar Hours”的Telegram频道。从公开资料来看，这个人的“职业生涯”很有问题，根据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雅罗斯拉夫·热列兹尼亚克最近曝光的税务记录，维罗妮卡最后一次正式就业是在2012年，此后整整12年没有任何官方收入记录。

直到2024年5月，即叶尔马克仍在总统办公室主任任上的时段，她才再次注册为个体经营者，业务范围为“利用自己在占星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帮助人们在生命历程中找到清晰的方向”和“提供其他个人服务”，两年间申报的官方收入仅为4500美元。

2026年5月12日，乌克兰最高反腐法院的听证会上，检察官宣读了维罗妮卡与叶尔马克之间的通信记录摘要。检方指控，叶尔马克在斟酌政府高级职位的人选时，会将这些人的出生日期发送给维罗妮卡，请她进行占星鉴定，以决定这些人是否适合担任公职。

受影响的职位包括：总理、卫生部长、总检察长、总统办公室副主任、以及国家事务管理局局长等。检察官在法庭上指出：“经她确认的人选，都被任命到了这些职位上。”

通信记录还显示，维罗妮卡不仅仅是提供占星建议。在叶尔马克于2025年11月被迫辞职后，她还曾向叶尔马克发送信息，敦促他反击政治对手和异见者：“如果你不阻止他们，他们就会得势……局势就是，要么你干掉他们，要么他们干掉你。”

与此同时，叶尔马克的司机还曾在维罗妮卡的建议下驱车前往“列斯诺耶”公墓，将反腐败机构官员的照片埋入坟墓（这种仪式在乌克兰民间迷信中被认为能“埋葬”一个人的运势或权力）。在天主教圣诞节前夕，叶尔马克还把一份“敌人名单”交给了维罗妮卡，请求她“往死里整”这些人。

叶尔马克的辩护律师伊戈尔·福明在5月15日向媒体确认，维罗妮卡在叶尔马克手机中的联系人确实备注为“维罗妮卡风水办公室”，但声称所有通话和信息都发生在叶尔马克2025年11月辞职之后，且内容属于“个人事务”。在法庭外，叶尔马克本人被记者问及是否认识维罗妮卡时，回答说：“我认识好几个叫维罗妮卡的人。我不记得她们的姓氏了。也许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维罗妮卡吧……我认识很多人。”

法院随后以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由，裁定对叶尔马克实施审前羁押，法院同时禁止叶尔马克与维罗妮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因为检方将她列为案件中的“嫌疑人和证人”。叶尔马克在被羁押四晚后，于5月18日缴纳保释金获释，并坚称所有指控“毫无根据”。

求助于迷信

美国人类学家乔治·格梅尔希在1970年代对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日常训练、传球和接球这些环节中，球员几乎没有任何迷信行为，因为这些动作高度稳定、结果可预测，风险完全处于掌控之内。

然而，一旦站上击球区面对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投球，或者走上投手丘承受瞬间决定胜负的压力时，各种迷信的仪式便会频繁出现，例如投手会按照固定顺序触碰帽檐、手套和腰带，击球手反复在打击区画十字，还有人仅仅因为某场比赛吃了薄饼后输球而终生不再碰这种食物。格梅尔希由此认为，迷信行为是心理的自然反应，是对极端不确定性的回应和对人类不友好的条件下试图让现实变得有序的一种尝试。

自2022年2月以来，乌克兰便坠入了与棒球运动员类似的、确定性被瓦解的境地。所有人，从普通乌克兰人到最高层官员，他们对未来的想象都坍缩到了未来几个小时，比如下一次炮击是什么时候，丈夫（妻子）是否还活着，今天就得离开基辅还是可以再等等。

经济学家、军事分析家和心理学家无法回应人们的这些诉求，不是因为他们不专业，而是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确定的答案。而占星家偏偏就有这种“本事”，而且只需少许破费，他们就能向苦难中的人们分享“答案”。

因此人们纷纷去找巫师、算命婆、塔罗师。根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2024年初收集的数据，当时有43%的乌克兰人相信魔法、神秘学或占星术，乌克兰人中每三个就有一个信占星术，每四个就有一个信特异功能。从2021年到2023年，塔罗牌商家的数量增加了近一半，价格和评论数量也随着战争强度的增加而同步飙升。在靠近前线的地区，人们大量求助于塔罗师，寻求日常生活中的一种确定性。

乌克兰著名塔罗牌占卜师泰蒂亚·法尼亚（Tetya Fanya）直播抽牌，以回答“乌克兰能否收到美国的战斧导弹”。纽约邮报

乌克兰就是这样一种人类学假说运作的标准实践案例。几乎人人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被慢性压力逼到死角的大脑，生理上无法忍受这种极度不确定却又时刻感知危险，人们需要至少某种关于未来的叙事。于是市场乐于通过维罗妮卡这个算命女人将这种叙事奉上。

瘟疫饥荒时期如此，一战战败后的魏玛德国如此，1991年的苏联也是如此，当时数百万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看卡什皮罗夫斯基隔着屏幕给水“充能”（指苏联解体前夕，数百万苏联民众通过电视追随卡什皮罗夫斯基等“大师”进行远程催眠或为水“充能”以求治愈的集体迷信事件，译者注）。

叶尔马克的行为绝对不是孤立的，笔者在此并不想对这个基辅当局的前二号人物再多加任何嘲笑，因为他的行为只是乌克兰自战争以来掀起的迷信风潮的一个表现，他的情况只是更为复杂、更具综合性，也更有分析的价值。

按星象施政

叶尔马克不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毫无压力的人。尤其是“明迪奇录音带”丑闻曝光后，他在社会和乌克兰政坛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之所以求助于维罗妮卡，并将国家决策委托给一个无公职身份、对结果不负任何责任的人，这其中的原因并不复杂，比如安抚焦虑、寻找确定性或其他什么情绪方面的理由。

在法庭上宣读的通信内容描述了一个至少从2020年起就在运作的迷信系统，即叶尔马克拿到候选人名单，附上出生日期丢给维罗妮卡，然后听从她对人事任命的指示。当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院开始找麻烦时，这个女巫还负责提供具体的行动指令：该做什么，向谁施压，何时准备跑路，预先警告风险，并建议针对调查机关的行动“采取强硬手段”。

一个讽刺的细节是：维罗妮卡的父亲竟然是俄罗斯公民，而维罗妮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能通过叶尔马克接触到基辅当局最机密的信息，这是否表明叶尔马克这个泽连斯基最亲密的政治盟友同样存在“通俄”嫌疑？

从另一方面讲，叶尔马克又能去找谁呢？将自己对官员任命的考量告诉媒体和官方分析机构，这几乎肯定会泄密给叶尔马克正费尽心机布下阴谋之网来对付的那些异见者。而“亲信”圈子同样不可信，基辅当局内部那些盘根错节的诡计和轻易背叛的肮脏根本无需多言。于是，算命先生再次成为最终方案。她的权威不受质疑，因为她仿佛置身于体制之外。

叶尔马克相信算命先生的做法当然是在为自己的决策推卸压力，但这更是国家制度功能障碍的一个症状。在没有独立的官僚体系、没有可靠分析渠道、操纵舆论比用刀叉还简单、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的地方，人的大脑在压力之下就会触发与棒球运动员相同的反射。接下来就看各人去找谁了。贫穷的乌克兰人去找TikTok上的塔罗师，有钱人则去找维罗妮卡这样的。

在这方面，乌克兰并非第一个

1981年，刺客约翰·欣克利向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开了枪，幸运的是对后者来说，刺客的枪法还不够准。此后，他的妻子南希·里根（她同时是一个经验丰富、意志坚强且绝不愚蠢的政客）陷入了恐慌。就在此时，一位来自旧金山的占星师琼·奎格利走进了她的生活。在随后的七年里，她深度参与了里根总统夫妇的生活，从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行程安排、公开露面和记者会的时间，再到何时会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何时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里根夫妇都要先听取她的意见。

再看看2013至2017年的韩国。当时的韩国总统朴槿惠与崔顺实（朴槿惠“闺蜜干政门”中的当事人，其父崔太敏是邪教“永生教”的创始人，崔顺实本人也颇有邪教和迷信的色彩，译者注）走得过近。到朴槿惠担任总统时，崔顺实掌握了起草修改总统演讲稿，接收秘密报告，决定人事任命等大权，还强迫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向自己控制的基金会汇款，同时把自己的女儿安排进了梨花女子大学，并至少“赚了”6000万美元。2017年，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并被判处二十二年有期徒刑。

朴槿惠被带往首尔的拘留所。欧新社

韩国和美国的情况，与当下乌克兰正发生的事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前两个案例中的国家制度能够展现抵抗力：奎格利的影响力并非毫无限制（里根夫妇没有事事都听她的），而朴槿惠对巫术的沉迷让她丢掉了总统宝座。

而在叶尔马克的例子中，结识维罗妮卡不过是为其形象添了一笔，最多算是个加重情节。这还不算，即便是现在，在一些社交媒体的评论里，就连俄语博客圈中也时不时会有人提醒说，叶尔马克远不是第一个被发现在搞巫术的人，比如乌克兰最高拉达安娜·斯科罗霍德议员就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爆料说最高拉达里“有很多议员在做出重大国家决策前，都会去咨询‘千里眼’和通灵师”。

在某些方面，乌克兰确实独树一帜。弥漫社会“赎罪券”氛围正是民众对国家制度已彻底失去信心的最佳证明。如果连大众都集体对最高级别官员用塔罗牌占卜来组阁抱着理解态度，那又能指望从这大众中走出来的人能做什么呢？

2022年3月，所谓的“科诺托普女巫”宣布在基辅的秃山举行大规模仪式，目的是用“黑魔法”针对普京和俄罗斯武装力量，YouTube上的直播获得了数百万观看量。喀尔巴阡山的“莫利法尔”（指那些被认为拥有超自然能力的人，译者注）们在电视上接受采访，预言战争结束的时间和普京的死亡日期，时间精确到月，有时甚至精确到周。网名为“世界上唯一的芦笋占卜师”的用户也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她的预言，帖子和视频里疯传着“同步冥想敌人溃败”的教程，成千上万人被引导同时与她进行冥想。甚至就在上个月，乌克兰还发生过算命诈骗的事件，几个家庭式的算命诈骗团伙专门挑军人和家属下手，利用战争造成的巨大焦虑和创伤骗取了差不多140万格里夫纳。

打开YouTube和TikTok，几十万粉丝的塔罗师每天都在预告俄罗斯下一次大规模空袭的日期，或者斩钉截铁地说战争在哪一年结束。甚至我见过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常拿这些视频当正经消息来讨论。

万幸的是，笔者并没有迷信巫术的亲友，但笔者经常能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类消息。比如有人称自己的某个亲属，一个在银行干了大半辈子的退休会计，突然开始在家庭群里转发一条消息，要所有女性亲戚在自家门口用盐画一道线，而且要连续画满九个晚上，同时默念特定的祷词，这个迷信者解释说这是在“巩固国土的能量防线”。他的这个亲属是从一个Telegram频道听来的这种仪式，频道主自称“第十四代秘传守护者”，每天发布“针对敌方装备的咒文音频”，要求订阅者在每晚十点整同时播放。

我想强调的是，这类事情并不只在那些容易上当的孤寡老人群体里流行。在基辅，你去某些热门咖啡馆，也偶尔会看到邻桌的年轻人把手机摆桌上，屏幕上显示的不是股票行情，而是当日的“塔罗能量指数”或其他什么迷信的东西，他们用这个来决定今天要做什么。

到了这里，再说这只是叶尔马克的个人问题就行不通了。毕竟，一个人独自面对不确定性，渴求希望和安慰，那是偶然事件，但如果这是全社会的现象呢？

在数字时代，迷信不再是隐私。如今，为了让仪式生效，它需要“十万点赞和千万播放量”。YouTube的算法意识到，神秘学内容留住观众的能耐丝毫不亚于前线战报，于是便开始推广它，迷信就这样变成了病毒式传播的产品。

这也是大众心理学的一部分，迷信是一群人试图影响他们无法掌控的事物的一种尝试，就像棒球运动员无法掌控球一样。一个人无法亲手阻止又一次导弹袭击，也无法影响华盛顿、布鲁塞尔、莫斯科做出的决策。但他可以参与一场仪式，以“封锁”他仇恨的那些人的“能量”。是的，这毫无疑问是迷信，但心理医生们大概会赞同这种心理疗法。正因如此，乌克兰各大电视台才会定期将占星师和女巫请进晚间新闻节目。

迷信是一种心理疾病

叶尔马克并非事情的原因和根源，他更像是个温度计或X光片。而我们谈论的这种迷信病，大概应该称之为“确定性真空”。当国家连自己的最高层官员都不再相信现实时，确定性就消失了，于是就会手边有什么就用什么。

这并不是乌克兰独有的现象：魏玛德国曾在政权瓦解、恶性通货膨胀和君主制认同崩溃的背景下盛行神秘主义；朴槿惠因崔顺实事件被弹劾下台；里根夫妇也有一定程度的迷信倾向。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普世性的迷信疾病，但乌克兰当前的迷信风潮确实与乌克兰人几乎全员缺乏安全感和确定感、深陷战争PTSD有莫大的关系。

迷信思维无法通过启蒙来治愈。南希·里根肯定不是什么愚蠢的女人，朴槿惠的支持者也不是所谓“愚昧的乡下人”，而是一个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产阶级，基辅当局的官员们也大多是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人。迷信思维根本无关真理与理性，它关乎的是理性主义往往无能为力的东西，关乎对未知的生存恐惧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关乎那个永恒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摊上这些事，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